时隔两年的观影聚会
我…好像…又在…写流水账了…果咩（鞠躬）
01
YouTube只能加载出来240P的画质，大家问连的是校园网吗，yalan苦笑说还真是。要用240P的古早画质看一部二十年前的古早纪录片吗，好像也很应景。（最后还是用流量看上了1080P的版本）
我们一群学生都挤在沙发上或是坐在地板上，两位老师坐在最边边给我们让出最好的视野。小小的客厅坐下这么十来个人居然也不显得拥挤。
这是一部拍摄于2004年的纪录片《T婆工厂》，原本聚焦的是在台湾务工的菲律宾女劳工的问题，没想到拍摄的过程中发现这群女劳工里有好几对同性情侣，于是纪录下的议题就变得交叉复杂了起来。移民、性别、劳工，当它们叠加在一起，会发生什么？
“2004年底，位於台北縣三重市生產電腦零組件的「飛盟國際電子公司」，因老闆掏空資產逃往大陸，員工面臨關廠的命運。這個工廠有三百多個員工，其中125名是來自菲律賓的女性移工；她們因為三個月沒拿到薪水，憂心忡忡且無所適從，因此來到台灣國際勞工協會（TIWA）求助。移工在台灣遇到的問題多如牛毛，但大部分都個別化、零碎化，集體性的勞資爭議 並不多見，TIWA作為一個移工運動的團體，當然盡力協助。我們一邊組織她們抗爭行動，也一邊記錄下難得的移工集體抗爭事件。但是拍著拍著，鏡頭裡出現雙雙對對的同志伴侶，互相依偎，溫馨甜蜜。於是這個紀錄意外發展成愛的故事。”
被拖欠工资，不得不离开「飛盟」，重新寻找新雇主的菲律宾女性，在04年的政策下仍然无法自由地在台湾选择工作，需要由中介公司统一组织选择会，招工的公司凭借简历和第一印象挑走自己想要的员工编码。这群在同一家公司做工已久的菲律宾女性，早已结下了深厚的友情，或是两两相爱，再度重新被放入招工池子里，意味着有很大的几率她们会被拆散，相隔遥远。
事实也是如此。有些人最终选择回到菲律宾，前往其他国家例如迪拜务工；有些人被分开至不同的工厂，相隔遥远；也有很幸运的女同伴侣被同一家雇主选中，可以继续共同生活。离别的时候几乎每个人都在流泪，依偎在一起，不想要离开。
后来在TIWA的争取下，部分女工得以回到了原来的宿舍共同居住，这样即使白天在不同的地方工作，晚上还可以相聚。后来，女工们也有了选择公司的权利，获得了更多一些的自主权。
能够在纪录片中看到移民劳工举起标语在街头抗议，是一件多么“不寻常”的事情。当然，这是我站在我脚下这片土地发出的感叹。合法地行使自己的权益，合法地抗争，大声地喊出自己的主张，台湾的劳工组织和菲律宾女工们站在一起。多么“不寻常”。出于什么私心，抱有什么意图，越过什么底线，我瞬间就能想象出诟病的人们狰狞的嘴脸。
《过刊编辑部》最新的一期播客将时间倒回到了2010年代。“公共知识分子”还是一个没有被污名化的正向词语，柴静的名字还活跃在央视，崔永元在忙着他的反对转基因宣传，方舟子还在微博一个接一个地挂人，南方周末的新年贺词仍旧熠熠生辉。
我没有亲身感受过那个年代，只能靠着后视镜回望着。可是在那样的年代，这种事情也不会发生。唯一能被默许的“反日游行”，大量日系车被砸，民意逐渐失控，更加剧了对于集会游行的负面印象。
清醒的人是那样少。能够冷静下来克制表达的人是那样少。我们接受的教育告诉我们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，社会又会告诉我们需要成为什么样的人。而我会成为什么样的人，呢？
02
《彩虹芭乐》是《T婆工厂》的续集，6、7年后，拍摄团队重访了当年的菲律宾同性伴侣，想要了解她们现在的生活。有人仍像候鸟般飞到不同的国度继续务工，也有人选择（或被迫选择）回到菲律宾的家里，回归安稳的生活。
令人感到惊诧的不仅仅是，几乎所有的同性伴侣都已经分开了，而是，其中部分人已经回归到了异性恋婚姻中，与男人结婚，生下小孩。
翻译是很有趣的一环。《T婆工厂》中的T和婆分别代指女同性恋群体中的T（男性化的一方）和P（女性化的一方），在菲律宾女工口中分别是lesbian和girl。这意味着lesbian这个词语曾经进行过一些演化。莫非在那个时候所谓lesbian是替代了传统异性恋中男方的角色，在boy和girl的关系中girl是“不变”的那一个，lesbian则是一个替代男性的“男人婆”角色？（虽然这里这么使用但还是很反对“男人婆”这种称谓以及TP的强行划分）
非常反直觉的一点是，在大部分人的叙述中，“与男人结婚”这件事情比起“有其他女性外遇”更加“可接受”。和男人结婚不过是“想要找寻稳定的依靠”了、“想要有小孩”了，不过是在女性难以自立的社会背景下一种更加权衡利弊的选择，有一部分人甚至表示，她曾经的同性伴侣“很支持我”去走入婚姻。在影片中甚至出现了一个女性和男人结婚生子后，仍然长期和当初的同性伴侣保持着网络联系的暧昧经历。男人知道她曾经有过同性伴侣，家人也知道，同性恋和异性恋就这样变成一种十分自然的“选择”而非“身份”。
看到上一个画面仍然留着帅气短发的T，下一个画面已然变成一个留着长发怀里抱着婴儿的母亲，仍然会觉得惊诧。
在台湾务工时她们只能挤住在一个很小的宿舍里，面积不大的房间中摆满了上下床。是因为生活距离太近而远离家乡的她们又太缺少情感寄托，所以才会有了与同性伴侣进入亲密关系的选择吗？——“我觉得不是的。”纪录片里一位已育的女性这样回答，她能懂我的全部，而我的丈夫不能。说完她落下泪水。
大家的生活轨迹各不相同。有人因此心碎，多年后仍然难以走出关系的余韵，也有人转头就成为脚踏多条船的风流角色，并且为此得意洋洋。有人兜兜转转分分合合还是纠缠在一起，有人已经年纪轻轻就因病辞世—— 那时候她才刚刚和女友一起领养了小孩不久，命运却这样同所有人开了一个玩笑。
我又想到很久之前看过的纪录片《人生七年》，每隔七年回访同样的几个人进行一次人生记录，从出生，到衰老。每次回访都像是一个切片，把那段时间的生活切开一部分取样，因此两次记录之间漫长的细节都被错过，即使是这样，所有的切片放在一起还是让人非常感慨。人生就这样时时刻刻在发生着变化。
七年前的今天我还在为了高考而努力冲刺？翻了翻手机的相册，彼时的我还坐在全班最后一排，回过头往白墙上贴便利贴，写着高考前给自己最后的寄语；用手机拙劣地跟一群男同学自拍，给同桌写明信片作为留念，那群人啊后来就再也没有见过面了。
回顾人生的感受对我来说十分新奇。像是为什么会着迷于慢性疼痛一般。要么沉溺，要么不再想起，而中间的状态给予我一种两手空空不知所措的感觉。过去的我有多少构成了现在的我，现在的我又是谁，稍微解离的感受让人需要闭上眼睛定一定心神才能继续写下去。
03
收到yalan说去她家里观影的邀请时又惊喜又意外。我吗？我？一个小小本科生，我？
作为本科生并且毫无学术产出的我没想到还是会被yalan牵挂着，感觉到深深的幸福与不配得感。
诚惶诚恐地不知道带点什么上门。在超市门口买了一束玫瑰花，最想买的是黄色玫瑰但是黄玫瑰都恹恹的，只能挑看起来比较水灵的淡粉色玫瑰。回到家拆了外壳才发现里面有花苞已经腐烂，又修剪了一下发蔫的枝叶。突然意识到家里并没有报纸，本来打算用新闻头条来包花——如此应景的方式行不通了，找来找去家里只剩下一个麦当劳纸袋，甚至只剩下一个！只能是愧疚地包出一个不太美观的样子，放进纸袋里拙劣地把枝条的脚脚藏起来。
距离上一次和yalan和小美和詹姆斯见面已经过去两年了，上一次见面还是在新西兰IAMCR的学术会议现场，上上次见面还是一起看《阴道独白》幕后纪录片。时间过得如此快，又过去了两年。
最大的感受仍然是自己的“德不配位”，大家还在探讨学术议题以及分享各自非常强健有力的生活，而我已经是一个几乎已经不读书、没有在主动接触女性主义思想、自己的生活都不太能搞得定的人，更别说拥有多少理念和思想。我只能谈论我最一手的生活：关于《阿嬷的情书》里潮汕文化不为人知的一面，那些隐藏在背后的被粉饰的美德；关于我司偷稿在小红书被骂我被迫静默处理，而眼睁睁看着当事人的工作完全没受到影响。
yalan问了我两遍“工作还好吗”，其实不太好，但或许很不好的不是工作而是我自己。
还是愧疚于没有实现那些期待。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对自己的期待……似乎都是很简单很普通的期待，做一个健康的人，做一个还在阅读的人，做一个能写出东西的人。在此之前还有，而今很多，做一个有力气去抵抗一切不舒适的人，做一个有能力有学识做研究的人，做一个让自己感到幸福的人。
是的，有些事情一旦没有第一时间做就可能再也不会做了。就像我看着自己的状态日益消沉，看着我自己，看着过去的我自己和现在的我自己。我好像只能降到最低点先去完成“做一个健康的人”这样的目标。
但还是很开心。看到yalan家里一书柜的女性主义书籍很开心，看到有人包上别着的性少数旗帜很开心，一起吃披萨吃烧烤很开心，又见到了早见老师很开心，偷偷看到了架子上摆着yalan和另外两位已经去澳洲任教的老师的签名搞怪大头贴相框也很开心。哪怕和大家加了微信也不会聊天，离开了今天可能也再没有什么交集，也很开心。—— Kokoro带着月经互助盒的论文去到了南非。James经常去旅游和徒步，也找到了喜欢的工作。小美穿梭于各种读书见面会。胡惠跳舞非常厉害。看到欣宇写的“兰门”三年的毕业总结也想要流下眼泪。
回想起我对于读书的向往。其实我想要的不是做学术本身，我本身就不是有什么能力做学术的人（否则也不会考了三次研都失败了），我想要的只是能够和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，留存着一块可以谈论任何事情的公共空间，在安全的环境里一起，感受这个世界，甚至做一点小小的事情。
时刻谨记我还欠着这个世界一篇英文论文，能在三十岁之前把它完完整整写出来吗？
临走的时候Kokoro给我们每个人都送了一张明信片，我们拿着明信片拍了照片。我把明信片贴在我的桌前。
“自由生长”。我默念这句话。
我要去到一个自由的世界里。如果不可以，至少为自己构建一个自由的内心世界。
